2025年11月26日下午，“标识概念讲座”系列讲座第32讲“忠诚”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主持，特邀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主讲。

主持人吴重庆教授提到，时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梅汝璈先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东京审判的重要参与者，其历史贡献值得后人永远缅怀。主讲人冯象教授正是这一法学精神的传承者。冯象教授多年来深耕法学、宗教等人文学科诸领域，同时也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转型与社会进步，开展了诸多前沿性的研究，在多个领域著述丰硕，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一、“忠诚”的核心界定

讲座伊始，冯象教授从“忠诚”一词的概念语义切入。冯教授指出，“忠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普遍性伦理预设，人际关系中友谊的重要内容就是“忠诚”。但冯教授所要探讨的“忠诚”，并非日常语境下存在于人际关系或商业契约中的“忠诚”，也不是团体内部的纪律或道德要求，亦非古代的“忠君”思想，而是特指现代政治语境下，个体对一个政治组织，尤其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应持有的严苛的伦理信念。冯教授强调，这种抽象性的“忠诚”具有无对价、无明确回报承诺，甚至要求个体牺牲的特征，这与日常生活中基于条件互惠的“忠诚”有着较大差别。

为进一步具体阐释，冯教授列举了宪法宣誓誓词与入党誓词的内容。他详细解读了宪法宣誓的修订历程，指出特别将“自觉接受监督”修订为“接受人民监督”，在条文上明确了监督主体；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中国特色”一词去除，凸显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适性目标。冯教授进一步点明，社会主义宪法的典型特征是宪法本身通常不作为诉讼的直接依据，公职人员若违背“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誓言，其责任追究需依托具体的下位法，而非宪法条文本身。若将“忠诚”义务严格限定于宪法条文框架内，可能难以实现反腐败的深层治理。随后，冯教授诵读了党章规定的入党誓词，着重分析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等表达了“忠诚”核心内涵的词句。冯教授指出，尽管宪法与党章是近代制度产物，但“忠诚”与“永不背叛”作为思想传统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共产党并非例外。党章所要求的“忠诚”，其对象并非任何个人偶像或具体目标，而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

冯教授引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描述：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如同坐在树上却要锯断自己赖以支撑的树干，这样的“忠诚”意味着要牺牲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福利和财产事业，去追求充满未知的目标。而工农大众最初参与革命的动机更可能源于生存困境，但其觉悟的提升，离不开革命思想的教育与熏陶，最终将无论是何种文化程度的个人诉求升华为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这种“忠诚”要求成员超越日常生活中的义务，对于目标终身奉献，乃至牺牲生命，其强度与超越性，具有终身性、绝对性的特质。

二、“忠诚”的考验困境

冯象教授提出，“忠诚”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验证“忠诚”的真实性。他以《圣经·创世纪》中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让其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故事为切入点，对“忠诚”之考验的复杂性展开深入分析。亚伯拉罕的回应是即刻准备祭品，带着儿子前往献祭之地。当他举起尖刀即将动手时，天使现身阻止，指示他用附近被树枝缠住的公羊替代儿子献祭。亚伯拉罕的沉默与顺从，被视为绝对忠诚的典范。这个故事在现代的法学语境和社会理论下引发了多重讨论。

冯教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牺牲儿子的考验仅此一次，上帝是否敢于再来一次？如果亚伯拉罕面临第二次、第三次同样乃至更危险的考验，在已经预知到上帝会阻止其最终行动的预设下，他会如何应对？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猜想，隐喻了政治实践中，对于“忠诚”持续不断的考验可能会催生投机行为。冯教授表明，当单次考验转化为反复性的政治实践，个体将在多次考验中逐渐洞悉考研者的底层规则，亚伯拉罕初次表现出的纯粹“忠诚”可能被功利性的回应所取代，表现为表面化的积极表态和刻意迎合等投机策略。这种投机行为在历史阶段表现为，在特定时期持极端激进立场，时代转型后却转向对立立场，本质是对“忠诚”标准的功利性转变。相较于战争时期，生死考验能更直接地进行筛选，和平年代的考验因缺乏直接风险约束，更易形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

第二个问题则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需要考验信徒的“忠诚”？若上帝早已知晓亚伯拉罕的忠心，考验的意义何在？对此，冯教授提出了一种解释，上帝在进行考验时会自我限制，暂缓其“全知全能”的属性，主动制造考验中不确定性。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考验本身便失去了逻辑基础。如果一切早已注定，“忠诚”的选择便不再具有道德重量。这一解释也能回应另一个历史困惑：以色列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屡遭迫害、流亡，甚至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灭顶之灾时，是如何看待自身民族与上帝的关系的。《以赛亚书》给出的神学答案是，民族的受难是对全人类的救赎，这种宗教中的“忠诚”的本质是无对价的，不仰赖上帝的即时回报，纯粹源于对神学信仰的坚守。

希伯来先知传统与共产主义运动都体现了无对价的“忠诚”的本质。冯象教授以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将军、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金陵女子大学魏特琳校长等人的事迹为例，阐述了革命者与国际友人如何为了一个遥远的人类解放理想甘冒风险，忍受艰苦乃至献出生命。在共产党革命事业中牺牲的烈士不要求任何回报，不能确认身后历史的具体进程，他们所持守的终极信念便是奋斗的事业终将实现并造福全人类，因此个人的牺牲被视为值得。此种“忠诚”与日常中交易型的、可以被量化的“忠诚”形成鲜明对比，只要求付出不承诺任何回报。冯教授强调，先锋队政党要求的“忠诚”，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体现，它要求个体将自身视为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个人的牺牲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

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实践经历。他作为初中一年级学生被视为“知识青年”，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乡。与当下“挂职锻炼”的动员模式不同，过去的知青下乡没有任何回报承诺，需要“扎根一辈子”，户口迁入农村后几无迁回的可能。这种无对价的考验过程艰苦，甚至伴有伤亡，但客观上培育出一批具有坚定信念的人，在艰苦环境中锤炼了人格与精神。冯教授认为，动员中的回报承诺，实际上淡化甚至消解了党所要求的“忠诚”伦理。他进一步指出，当前教育体系在校时间过长，建议青年应有更多时间深入基层，体验艰苦劳动，培养对大多数人的感情和责任，这与“忠诚”背后的集体主义逻辑一脉相承。

三、“忠诚”的反腐难题

谈及当下的反腐败工作，冯教授对主流法学界中常见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反腐路径提出了深刻反思。他举例说明，西方代议制民主与三权分立制度并未阻止腐败的发生，无论国家发展水平如何，腐败问题普遍存在。而中国的腐败案例也说明“高薪养廉”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可见，腐败并非完善法治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难题，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无必然关联。

对于我国十八大以来推进的反腐政策，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忠诚”的要求，其核心在于超越单纯法治框架，通过纪检监察体系的垂直管理改革，直接对中央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预，强化了其独立性与权威性，强调了“忠诚”作为党的政治文明的基石。冯教授认为，过于繁冗的形式主义考核，将“忠诚”简化为可量化的任务，反而淡化了其伦理本质。一些真正有信仰、重伦理的人，可能因此被边缘化，而腐败分子则容易进行算计和投机，获取晋升。冯教授强调，“忠诚”只能由内心生发，通过教育、实际斗争和实践工作来培养与检验，不可被简化为冰冷的数据。

最后，冯象教授特别提及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在狱中总结的《狱中八条》。冯教授认为其核心内容，至今仍有深刻启示。

四、评议与交流

讲座结束，吴重庆教授在总结中高度评价了冯象教授的报告。他指出，“忠诚”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锤炼出的核心伦理，其无对价、无承诺、无回报、为全人类福祉奉献牺牲的维度，已超越了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君”思想。儒家也有“天下”情怀，但基于个体心性修养的道德践履难以转化为集体的社会伦理；而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则将“忠诚”与全人类的福祉相结合，形成了可实践、可传承的伦理体系。可见，革命可以再造文明。吴重庆教授强调，在当代社会，“忠诚”作为党的伦理基石依然至关重要，并具有推动文明新形态的潜力。

提问环节中，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生提问，忠诚只能通过实际斗争获得并且难以量化，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应如何考验成员的“忠诚”？对此，冯教授回应道，家庭关系中的“忠诚”是可量化的，但政党要求的“忠诚”不能量化，否则指标会变成竞争标签，如同学术界“以论文发表数量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最终导致“重形式、轻本质”的异化。真正的“忠诚”依赖于实践与斗争中基于伦理尺度做出的判断。

一位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同学提问，应如何看待被牺牲者如亚伯拉罕的儿子等人的主体性？冯教授回应道，革命与信仰的牺牲，往往伴随着家人的付出，文天祥抗元被俘后，面对不投降则灭族的威胁，依然坚守气节，他的家人承担了牺牲的后果，这在古代伦理体系中被视为“忠诚”的必然代价并得到了社会认可。而在自由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更强调个人权利，难以接受“为信仰牺牲家人”的逻辑。牺牲的边界确实存在伦理争议，但核心在于“忠诚”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个体对于信仰坚定的选择，后人可以通过阐释界定牺牲的界限，但亲身处于牺牲的苦难中，要做出抉择依旧是非常困难的。

一名本科同学提问，近代政治运动中，“忠诚”的考验往往由具体的人发动，在考验中如何避免“个人崇拜”，确保“忠诚”指向党和理想而非具体个人？冯教授回应，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忠诚”曲解为“个人崇拜”，这是对党的伦理的误解。从党章规定与教育来看，“忠诚”的对象是党、人民与共产主义理想而非具体个人。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曾多次反对 “个人崇拜”，正是为了明确“忠诚”的真正指向。

又有同学提问，“忠诚”能否分为绝对忠诚与相对忠诚？冯教授回应，人类社会无法要求所有人都达到“绝对忠诚”的高度，“忠诚”确实存在程度差异，这正体现了考验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党内教育之所以要常态化，就是因为“忠诚”需要不断锤炼，无法一劳永逸。

最后，中山大学基建与修缮处胡海峰处长结合工作实际分享了听后感悟。他深刻认同“忠诚”难以量化，制度与法律建设之外，更需依靠内心的信仰与伦理追求。胡处长表示，他组织同事们前来听讲，是希望激发这种超越性的内在力量，以应对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