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哲所首任所长叶汝贤教授因病逝世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基地创始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叶汝贤教授不幸于2009年10月19日上午7点25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他的逝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大损失。

 

二、科研成果

（一）著作类：

2009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叶汝贤教授生前的著作《叶汝贤自选集》。该自选集共分三卷，它们分别为：（一）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套选集所收集的论文和著作，是叶汝贤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唯物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等领域部分成就的集中展示。

 

（二）论文类：

1、刘森林：Die Dialektik der Aufkaerung und der chinesische Nihilismus 载于Kritische Verhaeltnisse; Campus Verlag 2009   ISBN978-3-593-39009-3  （1.6万字）

 

2、旷三平：开拓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境界——为纪念恩师叶汝贤先生而作  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

【摘要】：叶汝贤先生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文就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和创新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展示，以凸现叶汝贤先生几十年来在精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神和“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学术风范。

 

3、陈金龙：试论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国庆纪念为中心的考察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第10期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国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举行庆祝大会与集会、组织阅兵与群众游行、发表纪念文章与社论、出版纪念特刊或专刊、举办展览等形式，开展系列纪念活动。借助国庆纪念，塑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形象，增进了国家认同；通过对新中国发展程度的估价、发展目标的定位、发展路径的选择，有效实施了政治动员；通过回顾新中国发展历程，诠释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通过申明外交方针、邀请外宾参加庆典、向兄弟党和政府表达谢意等，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协调。

该成果是基地重大招标课题“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08JJD720027）的阶段性成果。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2009年第5期全文转载。

 

（三）书评类：

王晓升：评《反俄狄浦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  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摘要】：德鲁兹和瓜塔利是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柯对他们所著的《反俄狄浦斯》(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Continuum, London, 2004)的赞美溢于言表。他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称之为“长久以来法国的第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于德鲁兹和瓜塔利来说，欲望本来是冲破一切压制、突破一切界限的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的作用，欲望反而被欲望自己所压制。这种对于欲望的压制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强加在欲望生产上的，而是由欲望自己所要求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导致欲望的自我压制呢？德鲁兹和瓜塔利从资本主义控制机制的内化来说明这个问题。

 

（四）译文类：

徐长福：辩证法与双真法——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新解读   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三、科研项目：

1、李萍教授申报的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课题》获准立项，项目批准号为：09JJD720024。

2、刘卓红教授申报的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新论域》获准立项，项目批准号为：09JJD720025。

3、林育川博士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研究》获准立项，项目批准号为：09C-05，资助总额三万元。

 

四、学术交流

1、俞吾金教授主讲第41期马克思论坛

2009年11月21日，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俞吾金教授在马哲所会议室，主讲第41期马克思论坛，题目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及其启示。中山大学马哲所徐长福、刘森林教授出席了论坛，徐长福教授担任论坛主持。

附：俞吾金教授发言摘要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及其启示

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国外和国内学术界均己有一定数量的论著涉及。在1927年于马堡大学开设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课程中，海德格尔最早使用了“存在论差异”这一术语。他谈到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以前存在论的方式隐藏于此在之生存中时，这样写道：“因为，在把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加以明确化的过程中，被区分开的这两者彼此呈鲜明对照，于是存在才成了概念化把握可能主题。因而我们把被明确实行的‘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称为存在论差异。既然这差异植根于此在之生存，对存在论差异的明确实行与培养也不是什么任意随便的东西，而是存在论（亦即作为科学哲学）在其中构成自己的‘此在之基本施为’。”

由于《现象学之基本问题》当时没有出版，所以，“存在论差异”这一术语通过出版物公诸于世是在1929年发表的《论根据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无乃是对存在者的不，因而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在。存在论差异则是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不。可是，作为对于存在者的不，存在并非在‘否定之无’意义上的一种无，同样地，作为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不，存在论差异亦非仅仅是一种高中理智的构成物。” 另外，在同年出版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也提到了“存在论差异”这一术语。

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论述，“存在论差异”也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他反复提醒我们，哲学研究始终面临着两种危险：或者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存在者状态上的一切都理解为存在论上的东西，或者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存在论上的东西统统归结为存在者状态上的东西。无疑地，海德格尔这方面的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哲学史，尤其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发。

无庸讳言，当海德格尔把“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理解为“存在论差异”本质内涵时，他确实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理论的根本内容，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理论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似乎远远地超出了海德格尔所言说的。事实上，从海德格尔的诸多文本中，我们都能领悟到这一理论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按照我们的看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第一，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这正是海德格尔本人所反复强调的、最根本的差异。

第二，作为存在者的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差异。海德格尔首先肯定，此在（人之在）是一个存在者。他写道“人本身是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在其他存在者之中出现的。” 但人这个存在者又不同于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传统哲学磨平了人这个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当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说“世界统一于物质 ”的时候，人这个存在者早已消失在物质中了。海德格尔强调，惟有此在才能询问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在此在的生存论建制中才能解读出来。

第三，本真的此在与非本真此在的差异。前者屈从于“常人”的引导，沉沦在日常生活中；后者则把自己理解为“向死之存在”，从而唤起自己的“良知”和“决断”。

第四，在人之外的其他存在者中，器具性存在物与非器具性存在物的差异。前者是“当下上手”的，后者则是“现存在手”的。在考古学或人类学的博物馆里，我们见到的几乎都是器具性存在物，它们嵌入人的生存活动，处处显示出生命的痕迹。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一，重新认识哲学史和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观点。

其二，重新认识生存实践活动和器具性存在物的重要性。

其三，重新认识差异性和异质性。

 

2、徐俊忠教授主讲第42期马克思论坛

2009年12月24日，广州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马哲所徐俊忠教授在马哲所会议室，主讲第42期马克思论坛。徐教授主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遗产：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资产”。马哲所刘森林教授、王晓升教授出席了论坛，刘森林教授担任主持。交流环节，在场师生与徐教授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互动交流。此次论坛，同学们反应良好，普遍感到颇受启发。徐教授生动、深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阐述和分析，给在场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森林教授、王晓升教授也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与徐教授进行了精彩的交流。

附：徐俊忠教授发言摘要

毛泽东的遗产：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资产

无论人们的想法怎样，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无论学术界还是普罗大众，对于毛泽东的各种判断往往都没能建立在确实的认知上。徐教授认为，基础性的第一步是认知，第二步才是评价。就目前而言，对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是远远不足的。

徐教授围绕以下四方面，阐述了毛泽东给当代中国留下的遗产：

一、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突破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在于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道路。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率先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且实际上冲击、突破了苏联式的发展道路。

徐教授认为，毛泽东最早开始对苏联模式的反思，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 纵向权力如何配置——“虚君共和”还是中央高度集权。

徐教授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央高度集权可用“恨之入骨”来形容。毛泽东主张：1、中央向地方放权。2、纠正中央部委的命令主义倾向。3、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验。毛泽东对此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号召，而是要中央和地方协商，共同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包含了两个关于国家建设的战略问题：1、经济工作进入集体化阶段后，如何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个人权力过大？2、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中央、地方、企业的权力应该如何配置，才能利于快速的建设？

• 经济运作模式是商品生产还是产品调拨。

毛泽东事实上反对苏联式的国家分工和产品调拨制度，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 农村现代化道路：人民公社还是集体农庄。

在毛泽东的设想中，社队企业是和人民公社联系在一起的。

人民公社的雏形产生于民间，是地方出于治水、发展多种经营等需要所创造出来的。毛泽东发现后认为，人民公社是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所必需的，“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才是完整的人民公社。因此他反对中国采用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也有规定，必须是政社合一，而非单一的经济功能。

因此，毛泽东推广人民公社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将人集中起来，耕作面积不大的土地。而组织供销社，也是为了避免商人对于农民利益的损害。

他认为，只有通过农民自身的组合、分工、合作，才能避免中心城市过度膨胀，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

但是1962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央明文规定了：“公社和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使得人民公社成了纯粹经营农业的组织，这与毛泽东的设想是相背离的。

最后，徐俊忠教授认为，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各有长处，应该加以结合，才能达致公平、和谐、效率的统一。

 

3、黄颂杰教授主讲第43期马克思论坛

2009年12月28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黄颂杰教授在马哲所会议室，主讲第43期马克思论坛，题目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多维视角谈哲学”。马哲所徐长福教授出席了论坛并担任主持。

附：黄颂杰教授发言摘要

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多维视角谈哲学

近年来，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吸取、利用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显著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理论渊源。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马克思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在哲学上的变革，有着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问题上，两者的相似或共同点更加明显。许多外国学者把马克思和尼采看作同时代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变革者。当然，这两种叛逆和变革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涵义，但确实能给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带来启发。现在的问题是，具体而言在学术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这两种哲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是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西方哲学就成了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例证，包括正面的或反面的。以往的实践证明，这种“服务论”往往对西方哲学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不严肃认真地搞清楚各种西方哲学学说的理路、涵义究竟是什么。其结果是从自身需要出发，主观武断，断章取义，剖析变成肢解，概括变成空泛。如今这种情况虽有改观，但其影响犹存。应该说，学习西方哲学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存在着互动互惠的关系。通过对各自的问题、理论、观点、命题和思路的比较、批判和分析，确实能开阔视野、开启思路，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学术层面来说，这里并不是一个为另一个“服务”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般地、比较客观地学习了解西方哲学与那种为了某种需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了解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学说，他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我国学术界比较关注也比较容易吸取的是西方社会中比较激进的、左翼的思想学说，因为他们揭露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对西方社会和晚近资本主义作出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将容易导致主观片面，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结论。实事求是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只有对西方哲学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理解，才能对西方哲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不能局限于要后者为自己 “服务” 这一点上，就是说不能停留于把西方哲学当作论证自身观点的一些例子。我们应当通过西方哲学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后果的利弊得失，进一步把握西方文明的源流和兴衰、危机和出路，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另一方面，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西方哲学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从学术研究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缺乏理解和消化，在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材料的堆积和罗列，旁征博引，晦涩难懂，没有清楚明了的分析解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但缺乏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的，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 的划分以及阶级分析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研究模式的最严重后果便是以简单化、贴标签的方式取代对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研究者们逐步否弃了这种研究方式，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学习，相应地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就当前情况而言，一般地说，西方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程度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西方哲学关注的程度。我们知道，现当代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包括顶级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都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可以说当代思想家没有谁能绕过马克思这座思想丰碑。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和对主体性、主客二元分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锋芒。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学术层面来看，西方哲学研究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自古至今西方哲学一直与数学、自然科学、文学、史学、法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如今，哲学大师们的思想依然频频出现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因此，我们也应当从哲学与这些学科的相互关系的维度来研究西方哲学。

 

4、Michael R. Kr?tke教授主讲第44期马克思论坛

2010年1月4日，兰卡斯特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Lancaster University）的Michael R. Kr?tke教授在马哲所会议室，主讲第44期马克思论坛，题目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大萧条——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Third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apitalism - Marxist Analyses in the West”）。中山大学马哲所刘森林教授、王晓升教授、谭群玉副教授出席了论坛。

 

5、郑永廷教授于2009年9月10日至10月1日在上海、杭州、北京、武汉、福州、深圳、广州等地教育机关与高校作题为“当代精神文化的价值与发展”的讲座。

 

6、王晓升教授于2009年10月14日至24日参加由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举办的“利奥塔的转变过程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上作“Universal Pragmatics or Special Pragmatics : On Habermas and Lyotard’s conception of justices”（“普遍语用学还是特殊语用学：论哈贝马斯和利奥特的公正观”）的发言。

 

7、林育川博士于2009年10月15至18日参加在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举办的“共产党与人权保障”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毛泽东人民权利思想的当代价值”的发言。

 

8、刘森林教授于2009年11月7日至8日参加了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刘森林教授作了题为“Versachlichung：物化逻辑的重新审视”的发言。

 

9、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王晓升教授赴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加第四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该论坛由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南京大学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共同发起，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王晓升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再思考”的大会发言。

 

10、2009年11月15日，郑永廷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全国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会议。同日，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换届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郑永廷总结了上届学术委员会工作，刘川生书记、刘贵芹副司长为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各位专家学者就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以及研究会的发展展开了讨论。

 

11、刘森林、王晓升教授于2009年12月21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行的“坚持、发展、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靳辉明学术思想研讨会”。刘森林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内在主体到群体主体：马克思对近代人道主义的超越”，王晓升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述”。

 

12、徐俊忠教授、谭群玉副教授于2009年12月25日至27日参加在湘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毛泽东论坛”。徐俊忠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毛泽东的遗产：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资产”的大会发言，谭群玉副教授作题为“西方视域下的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大会发言。

 

13、林育川博士于2009年12月27日至30日，在美国纽约参加“当代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主义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学术会议（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alism, and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该会议由美国哲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组织，林育川博士提交了题为“佩弗的正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Peffer’s Theory of Justice and Marx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ism)的论文。

 

五、马哲所主办“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18日至19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清远市召开。李萍致欢迎辞，俞吾金教授作主题发言。

对话与交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这次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转型研究”和“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刻精彩的讨论。现将本次对话与交锋梳理如下：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方面，多位专家以不同视角聚焦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各抒己见。俞吾金教授（复旦大学）指出，大部分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都只指出和强调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的特征，而未有严格明晰的定义。俞教授首先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在有阶级存在和冲突的社会里，统治阶级提出的关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其次强调，提到意识形态，必须理清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社会意识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应注意雷蒙德·盖斯对意识形态三种含义的区分（即中性或描述性、肯定和否定三种含义）。李萍教授（中山大学）进一步指出：官方意识（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文化意识形态）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官方意识占主导、主流地位，两者间有一个相互认同、协商和融合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在认同前者之外，对其也有排斥、反对和反抗的一面。童建军博士（中山大学）认为，对官方意识和民间意识应分别诊断，注意民间意识对官方意识的消解与利用。仰海峰副教授（北京大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历史阶段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三个概念：一是虚假，主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指向理想性维度，内含真实与虚幻的裁断。但问题在于，去掉意识形态的虚假层面，剩下的就是真实的吗？二是幻象，指向操作性维度。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自我认同的条件之一就是想象，幻象的效力与认识的能力是相连的，幻象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中不可或缺，并且，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阿尔都塞关注的不再是真实与虚假的裁断，而是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的关系。三是犬儒——对真假、善恶等价值的“不在乎”、“调侃”，指向超真实维度。这是齐泽克所批判的适合当下资本主义“后意识形态”社会的意识形态形式——一种超意识形态，不考虑感伤的意识形态措辞，只遵循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的动机。这种理想性维度的丧失为意识形态的发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谢永康博士（南开大学）则强调，意识形态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连接点，它意味着从社会层面对精神的考察，也可被理解为通过真的问题来介入善的问题。这一概念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变迁，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批判方式的变革。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意识形态的真假问题就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物质性方面，这种批判的标准是外在于其对象的。而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借助于韦伯的社会学，将社会统治诊断为意识形态的统治，从而意识形态批判获得了首要地位。由此，对它的批判也转变为了一种“内在”的批判。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古典哲学的原因。王晓升教授（中山大学）则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三个层次的定义，一是狭义上所指的阶级意识，二是集团意识，三是最广义上的排除了科学之外的社会意识。卢永欣博士（中山大学）从定义的三原则（即本源性、客观性和建构性）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利益——权力为基础的旨在影响（维持或改变）既定社会秩序的观念体系。刘森林教授（中山大学）认为，往常意识形态的定义属于认识论层面上的，而更应关注的应是功能性和结构性方面的。他进一步谈到了“主体”在何种意义上是意识形态概念的问题。在他看来，必须区分康德意义上的绝对主体、解释学意义上依靠社会性刺激作为一种叙事被建构起来的主体以及最低限度的体验维度上的主体，前两者特别是第二种主体是意识形态的，第三种则不是。从人类历史上两次启蒙（雅典启蒙和近代启蒙）的异同来看，不断追问何为正确生活、不那么自负和形而上学的苏格拉底式启蒙才是真正的启蒙，这样的启蒙主体对民众意识形态的维持持认同和开放态度，而对提升全体人至真理状态保持警惕和批判。虽然大家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与会学者在激烈的思想争锋中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共识：一是意识形态这一范畴含义非常复杂，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哲学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讨论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差别；二是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论概念，也是生存论概念，它揭示了人的生存境况。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转型问题研究”方面，与会学者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究。王智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认为，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几次语境转换直接关联到意识形态的取向，使其历经扬抑过程。其前期旨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偏差仅存在于一定范围内；后期则逐渐导入错误路向，导致非理性意识形态的急剧膨胀。整个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俞教授则认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须以合法性为前提，而合法性由统治阶级的统治建构而成，要把合理性和合法性结合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以“控制”也以“协调”功能体现出来。杨丽婷博士（中山大学）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新特点的探析恰恰论证了俞教授的观点，指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由外在的理性的说教转变为内在的感性的无意识的控制，其领域由政治、公共领域渗透至私人、生活领域，由意识层面渗入无意识层面。而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新特点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解蔽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面貌，对中国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建构具反思、借鉴意义。对此，徐长福教授（中山大学）提醒，对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反思，对转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须以廓清自身价值尺度为前提。龙霞博士（中山大学）进一步追问，意识形态批判背后的价值维度和规范基础是什么？它如何自我论证、宣称自身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而我们所长期关注的哲人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与这个规范基础本身又是什么关系？与会部分学者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探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而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也引起了本次会议的热烈讨论。王晓升教授从两个层面解释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科学技术已成为价值来源之一；科学技术已成为政治统治手段之一。由此科学技术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之一，获得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是科学技术本身不是意识形态。仰海峰副教授强调，须区分现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理论应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因现时代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有“控制”更有“说服”，而后者正是科学技术最能体现的。旷三平教授（中山大学）则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指出因救亡压倒启蒙，自五四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来，前者一直隐隐藏藏若隐若现，后者大肆显扬，科学未经启蒙的熔炼直接机械化，中国所显扬的并非“科学”而是“技术”，而意识形态未经启蒙的积累建立起了崇高的客体。

在“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议题上，从文学理论角度，旁秀慧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乡土小说为例，批判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学叙事脱离启蒙的宏大理念，丧失了社会转型期应有的创新力，无法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复杂现实持反思、批判和价值建构作用。童建军博士提出，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着力探究更有效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入脑入心”，发挥其建构作用。俞吾金教授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应以各种不同方式潜移默化，发挥其正面意义。杨丽婷博士认为，应尽量弱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发挥其“说服”和“协调”功能。最后，谭群玉副教授（中山大学）归纳了西方学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有何异别；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何人创始；四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模式是否具有普适价值，最后介绍了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

历经深层的对话与激烈的交锋，本次研讨会精彩谢幕。纵观本次会议，汇集了多学科多视角的最新思想成果，既有对学术的深层探究，也有对现实的高度关怀；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也有对前沿问题的反思；论题集中，却又百家争鸣，精辟生动，不失为一场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会议。

 

六、马哲所承办2009年度全校文科基地工作会议

12月16日至17日，马哲所在广州白云山承办2009年度全校文科基地工作会议。梁庆寅常务副书记、李萍副书记、陈春声副校长出席会议。我校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市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国家汉办重点研究基地的负责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文科基地主任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基地建设取得的成绩，剖析基地发展仍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基地下一步的规划与设想。社会科学处处长李仲飞介绍了我校文科发展及文科基地建设的总体情况，并提出了文科进一步发展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985”办公室主任杨清华介绍了学校对“985”三期建设的初步设想。与会人员围绕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评估、基地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梁庆寅常务副书记作总结发言，肯定各基地建设取得的成绩，认为各基地建设大幅度提高了我校文科科研水平，带动了文科学科建设水平，有力地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优秀学者和青年才俊，创新了文科研究方法和科研管理体制，为提升学校文科的国内外声誉作出了积极贡献。梁庆寅常务副书记希望各基地克服短板，做好下阶段基地发展对策与规划，以质量为导向，注重内涵发展，推动我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七、人才培养

2009年12月7日，马哲所共有四名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分别是：卢永欣、刘华萍、陈秋霞、罗娟。另有29名硕士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八、其他

 2009年1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哲学第5版中哲学界·人栏目上，刊登介绍了我所专职研究人员徐长福教授。徐教授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首先要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对他近期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述。